红军长征过紫云红色故事——秘密借条

杨贵全（陈少安女婿）说：“我的岳父老实忠厚，办事踏实可靠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。自从我来到他家，他很信任我，把我当成他的亲儿子一样看待，他常常给我讲他在闵华清家当管家的事。尤其是他病重以后的1983年冬月，也就是他要离开人世的前几天，他处理的恩人交办的最保密、最重要，连他的亲生儿子都不知道，只是闵华清和他两个人知晓，他守口如瓶保密了48年没有向第三个人透露过半个字的一件事，我记忆犹新。”

那是1983年冬月的一天，他病危躺在病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：“贵全，你赶紧去朗基寨把闵光忠、闵光伦两弟兄喊来，我有重要事情给他们交代。”二人是闵定帮的儿子，闵华清的孙子。

我赶到朗基寨，找到闵光忠、闵光伦两兄弟，把我的岳父的原话讲给他们听。

两弟兄到我家坐下后，我的岳父拖着沉重的病体，从病床上爬起来，到火坑边坐稳后，慢慢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来，纸条折叠得很整齐，四方四印的，边递给闵光忠边说：“这是你的爷爷闵华清在1935年3月（农历）接待红军住在你家，留下的欠条，红军来时，开始我很害怕，不敢接触他们，因为他们都是背枪的生面孔，你的爷爷对我说，他们都是红军，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队伍，是专门打欺压、残害、剥削劳动人民的国民党军阀的队伍，是好人。”

他们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不损坏老百姓的东西，不要怕。我听了他的这番话才放得下心，做事才踏实。你的爷爷还安排我杀猪招待红军，让他们吃好、住好。红军来来去去住了两夜三天，离开老凹塘那天我特别忙，因为你的爷爷安排我给红军发放大洋和大米，说是送给红军的礼物。

我用米箩筐装了两筐大洋放在粮仓门口，大洋和大米叠在一起便于发放。红军的长官说什么也不肯接收大洋和大米，最后你的爷爷说就算是我拿借给你们的，等到革命胜利了再归还给我行吗？长官答应说那行，就立即安排下属准备笔墨纸张，你的爷爷和长官进屋里写好借条，双方达成共识后，叫我发放我才开始发放。

红军自觉地陆续排成长队，我就在仓库门口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发放，每人一个大洋、半升米，大洋是递在每一个红军手上，大米是装在每个红军的干粮袋里面。大洋发去两箩筐，2000多个，大米不计其数。送走红军以后的当天晚上，闵华清单独叫我去他的房间，用悄悄话对我说：“这是今天红军长官写给我的大洋和大米的借条，你要给我管好，这件事只是你和我晓得，我家的其他人都不知道，因为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，记住不管我家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不要告诉其他人，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借条跟你走，你在借条在，你亡借条亡，千万不要向第三个人透露借条半个字。今天我考虑了好久才通知你们两弟兄来，当着你们两弟兄的面把你爷爷交给我保管的红军的借条，现在就交给你们，要保存、要毁掉，你们两兄弟作主，也了结我的一件心事，也对你们的爷爷有一个交代，看来我的身体支持不了好几天了。”

“闵光忠接过借条愣住了，心里惶恐不安，手里拿着借条看了好几遍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惊喜、担心、焦虑、恐慌交织在一起，并把借条交给闵光伦，闵光伦看了看，也磨蹭了半天才用十分低沉、沙哑的声音说出一句话：保存惹来麻烦，烧掉平安无事。然后又把借条递给闵光忠。”

“是啊，听父亲说，我们闵家以前是大富人家，为这件事把爷爷（闵华清）一辈子创办的家业弄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、流离失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幺兄弟闵定达被划为地主成分，属于四类分子，挨批斗、受管制、说不起话、抬不起头，要不是父亲（闵定帮）在外行医、救死扶伤、大得人心，被划为中农，要不也难逃厄运。还是烧掉，一了百了，免得再惹出事端。”话说到此，闵家两弟兄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最后把目光都集中停留在我的岳父身上一动不动。

岳父点了点头说：“我已经把处理权交给你们两弟兄，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没有意见。”闵光忠把借条卷成筒型，慢慢向烧得正旺的柴火伸出像拿着千斤重担、微微发抖的手，让它精心保护48个春秋，不管风吹雨打，任其时代变迁，任凭家庭变幻，借条始终完好无损归回闵家。

因闵家蒙受冤屈太深，加上文化水平低（两弟兄小学文化），见识短浅，思想转不过弯，两弟兄最终选择放弃重金难买的无价之宝——“借条”，瞬间化为灰烬。

红军离开老凹塘10来天闵家被国民党滇军围攻，把闵华清和他的儿子闵定帮、闵定兴捆绑起来严刑拷打，追问闵华清和红军是什么关系，为什么给红军的大洋和大米，其目的就是要寻找送给红军的大洋和大米的证据，拷打一个晚上，结果什么证据也没有得到。

在拷打闵华清的三父子的同时，留在闵华清家养伤的两个便衣红军看不过去国民党严刑拷打的毒手，站出来伸张正义被残害，随同红军的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出来求饶也被一同残害。

第二天抓走闵华清、闵定帮和闵定兴。因为国民党的严刑拷打，在送往定番（现在的惠水）的途中，闵华清牺牲在摆所成武大坝上。当时闵家顾及不暇，只好由麦岗闵华清的岳父家组织人员抬到麦岗大坝安葬。

杨贵全还说：“我的岳父历来很严肃，红军写的借条他不让我看，我不敢问也不敢要来看，只是偷偷地瞟上几眼，加上闵光忠与我是老姨关系，我要做饭、做菜招待他们，只听他们说：‘红军打的借条，是红军借闵华清的大洋、大米。’没有听到是多少大洋和多少大米，也没有听到落款是组织还是个人。”

“在他们拿着借条晃动的时候，我看见纸上写的是毛笔字。纸是夹纸，比白纸厚实，有点淡灰色的样子，其他的我就记不起来了。”杨贵全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