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云英烈传——吴学礼

紫云英烈传

吴学礼

（1920～1948）

吴学礼，又名吴易立，1920年12月12日出生于紫云县坝羊乡，后随父母迁往长顺县营盘居住。

吴学礼的父亲吴白泉先生为前清廪生，后来担任过营盘小学校长。他提倡民主，反对专制，反对旧礼教，反对封建迷信。他不仅教学生书本知识，还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。吴白泉先生同情劳动人民，其善良正直的禀性，对后来吴学礼走上革命道路影响很大。

12岁时，吴学礼由营盘小学转到省城贵阳志道小学读书，后升入达德中学。贵阳达德中学是一所善于吸收和传播新思潮的学府，教师聂汝达在教学中经常讲解革命道理，灌输马列主义思想。吴学礼对聂老师讲的道理觉得很新奇，总是反复询问。在和聂老师多次接触交谈后，吴学礼渐渐地明白了过去困惑不清的一些问题，他开始琢磨聂老师讲的那些革命道理。

1940年，吴学礼参加贵阳学生运动，被校方以“异党嫌疑”的罪名开除。他悲愤地回到故乡，在营盘小学当教员。1942年9月，吴学礼进入贵阳高等农校学习。次年考入从上海迁来贵阳的大夏大学史学系。此间，他先后结识了中共地下组织党员张恒兹、刘英泰、胡博等人，在他们的帮助影响下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。抗战结束后，大夏大学迁回上海，吴学礼遂转入贵州大学历史社会系学习。1946年冬，经中共安（顺）、紫（云）边区领导小组负责人张恒兹、刘英泰、胡博3人介绍，吴学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后，吴学礼根据党组织的决定，回到家乡营盘筹办一份小报，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，揭露国民党假和谈、真内战的阴谋，唤起人民群众的觉醒，扩大共产党的影响。

经过吴学礼的积极努力，营盘小学一些进步教师的协助，报纸办起来了。这张手抄的开始三日刊、后改为周刊、旬刊、每期4版小报，于1946年11月12日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为名成立，起名叫《大众报》，意即“大众就是广大人民群众，《大众报》就是大众的呼声”。《大众报》发表了许多揭露国民党政府反动腐朽和贪官污吏横行霸道、鱼肉百姓罪行的文章，如《香火上磨刀》、《乌烟瘴气》等，对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抨击。

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，特别是那些被称为“煤黑子”的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景，《大众报》载文《黄家冲煤厂采访记》予以披露，为劳苦大众喊出了对旧世道极端不满的呼声：“……营盘黄家冲，小煤窑星罗棋布。一群群全身赤裸、遍体墨黑、瘦骨嶙峋的人们，为了一家人的温饱，终日在地底下采掘，洞塌人亡的事件时时发生，其状惨不忍睹……。”这篇文章就是吴学礼亲自到煤窑上采访后写成的。

吴学礼在《晒纸房》一文中写道：“……晒纸房，为贫苦的女人们或小姐们的集合场，假若你留神地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，那并不是用墨水而是用鲜血写成的故事……。她们披着一身的寒冷，以极长的工作时间换取最低的工资，每天忙碌地用手在那无时不离的她们‘最亲近’的纸背上，不规则地划着弧形。有的偷偷地回家去看她那伴着老黄狗蹲在草窝里的孩子，又匆匆地回到她的窝（晒纸房）里住。可是她们不会怨天尤人，把那悠长疾苦的岁月撵走。……她们就这样将那灼热的青春埋葬在这狭窄的草棚里。”吴学礼对晒纸女工悲惨的生活境遇，既寄予深切的同情，又对她们的“逆来顺受”感到悲哀。

对于这个社会的腐朽、阴暗及种种弊端，吴学礼写了一个以“拉”字为题的文章来描述、揭露。“拉”在中国社会是占了相当的地位，过分一点说是根深蒂固的。

随处都可以看到“拉”：在现代都市里，你在黄昏以后霓虹灯的光辉下，触目所及涂着厚厚的脂粉的妓女，在马路上踱来踱去地“拉生意”；在一个表面隆重的大会场外挤满了人，他们奔忙着为的是跟着主子“拉选举票”……

在边远的农村，“拉”是不亚于都市的。比方在一个集市的日子里，多少农人拉着他们的猪狗上市去卖，为了换取食盐和纳清捐税，不得不拉，而且忍心地拉！同时在市集的日子里，也是一个“拉兵”的黄道吉日哩！

在三年下一次乡的督学下乡的前夕，多少学校也动员起来“拉学生”……

吴学礼把《大众报》作为阵地，以“乡下人”、“乡巴佬”、“老者”等笔名，发表了许多战斗檄文。《大众报》出现在营盘镇上，犹如一支号角，在唤醒了沉睡的劳苦大众；犹如一支火炬，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。《大众报》深受紫云、安顺、长顺一带群众的欢迎。每逢《大众报》出版日，只见《大众报》报栏前人头攒动，群众争相阅读，影响颇大。

《大众报》的文章犹如一支支投枪，刺向一切恶势力，使反动当局为之惊恐万状。国民党长顺县摆所区区长曾两次派人到营盘街上暗中偷撕《大众报》，均被群众发觉而未得逞。摆所区指导员张继华亲自跑到营盘找吴学礼的父亲吴白泉先生，要其严加管教吴学礼，不准再办《大众报》，并且威胁他说：“……不然的话，后果难以负责！”

1947年11月，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：为了集中精力组织武装暴动，更有力地打击敌人，《大众报》暂时停刊。《大众报》共出版了65期，它虽然停刊了，但它播下的革命火种，已燃烧成为熊熊的烈焰。

1947年秋，吴学礼参加了地下党在安顺城北小学的秘密会议，计划在安顺、紫云、普定、长顺等县建立红色游击区，发动革命武装暴动。会议结束后，吴学礼回到营盘，按照党组织的指示，他先后在白泥田、卡郎等地串连进步青年、造纸工人起来革命，相机建立了革命武装。是年冬，吴学礼根据党组织的指示，抓紧筹集枪支弹药，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，准备在翌年春季配合毕节、镇宁、普定等县武装大暴动，以牵制敌人。

1948年2月，在地下党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前夜，由于内部出现叛徒，安紫边区党组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，边区负责人大多数被捕。情况骤然变化，这时在安顺的吴学礼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星夜赶回营盘，召集营盘游击支队的同志开会，设法安排那些暴露了身份的同志疏散转移。敌人从叛徒口里得知吴学礼的行踪后，长顺县警察局长率领军警、保警队，会同省保安司令部的特务，于2月26日在营盘拘捕了吴学礼，同时被捕的还有其长兄吴学诗、小妹吴淑贞。

吴学礼兄妹三人被捕后，营盘游击支队主张硬打营救，用武力抢回吴氏三兄妹。儿女身陷囹圄，吴伯泉老先生的心里是极其焦虑和痛楚的，但他深明大义，不同意他们这样做。怕殃及营盘无辜的老百姓。

其作为共产党的要犯，同张恒兹、刘英泰等人被关押在戒备森严的贵州省保安司令部监狱。在狱中，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，大义凛然，坚贞不屈，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气节，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出党组织的任何情况。10月10日，吴学礼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贵阳市郊图云关，时年28岁。